发明新疆 夺宝奇兵【二】

同样的新疆，在东西方不同人的眼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这里是“流人”们的苦寒之地，是西方探险家的天堂。在世纪之初，东西方人抱着不同的心情和目的，开始了各自的“发现之旅”。
                                                        亚洲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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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0月12日，新疆和田，在市集入口处的孩子们。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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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第一位穿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测量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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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人物图，佚名。图中画二位骑马人，前面一位穿黑红二色长袍，袍有斗蓬，戴冠，马鬃用笔染为红色。后面一位双手持杖，着圆领长衫，戴冠。前者为主人，后者为仆人，马后有树和花。该图原出自莫高窟藏经洞，20世纪初为法国人伯希和掠走。藏于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



    从19世纪中期，就有大批西方探险家前来新疆进行科考，这其中无疑属沙皇俄国最为热衷。早在1856年，一直觊觎中国西北边疆的俄国就曾派出谢苗诺夫前往新疆作“科学考察”。之后，他们考察新疆的热情一直不减。接踵而至的，有发现普氏野马并以其名字命名，首次将新疆的地理结构概括成“三山夹两盆”的普尔热瓦尔斯基；有足迹遍及新疆、甘肃、青海、宁夏、西藏、四川、华北、东北等大片中国疆域的波塔宁夫妇；有当时驻中国喀什噶尔的领事彼得罗夫斯基，有圣彼得堡学员考古研究所所长克列门兹……即便是日俄战争后，承受着沉重的战败赔款的沙俄政府，依旧没有放弃他们在中国西北的“考察”活动。



    在沙俄军方的安排下，1906年，曾参加过日俄战争、身为皇家侍卫的马达汉被派往新疆。马达汉以俄属芬兰国贵族探险家的身份，加入了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的科考队，随队由中亚进入西域。之后，他离开伯希和科考队，单独在中国新疆与北部各省“考察”。



    结束长达两年的考察后，马达汉在北京休整了一段时间。在这难得的悠闲时光里，他整理了考察笔记，誊清草图，写成了给俄军总参谋部的《奉陛下谕旨穿越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北部诸省到达北京之旅的初步调查报告》。



    这份长达173页的报告，涉及新疆地区的地理地形、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民族宗教、桥梁交通、军事设施等各个方面，而清政府对其中一些资料根本一无所知。清末新政之后新疆的军事、经济、民政等情况，也随着马达汉的报告源源不断地进入莫斯科。



    1908年10月，携带着大量弥足珍贵的考察资料，马达汉坐上返回俄罗斯的火车。几乎是刚到达圣彼得堡，马达汉就得到了尼古拉二世召见入宫的消息。在冬宫，尼古拉二世认真地听马达汉讲述新疆的战略价值，原定20分钟的报告，被延长了一个小时。



    西域寻宝



    与马达汉的新疆考察侧重军事目的不同，带他来到中国的法国人伯希和，则对西域经卷、简牍、文书等出土文物的考古发掘更感兴趣。



    1906年8月，伯希和率队来到新疆喀什，这已是他的第四次中国之行，也是最为人熟知的一次。



    在第一年里，这位一流的汉学家，先是在喀什对附近的古伊斯兰遗址进行了发掘考察，然后在图木舒克地区一处佛教遗址内挖掘到大量雕塑、壁画、陶器、版画等文物，之后伯希和前往库车，在那里发现了用婆罗米文书写的久已失传语言的文件。



    如果说直到此刻，他的考察成果还不值得跟同行炫耀的话，历史的转折就在1907年10月出现了。那时，伯希和在迪化见到了载澜。当在这位王爷的府上看到一卷唐朝的《金刚经》纸卷时，伯希和意识到巨大的宝藏就在眼前。而当时，伯希和还不知道，他心中的那座宝藏不仅真切存在，而且就在几个月前，它已被第二次来中国考察的斯坦因洗劫过一番了。



    斯坦因是1907年的3月份来到敦煌的，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西域进行了两年多的考察。他重访了和田、尼雅的遗址，在安迪尔发现了古代吐火罗国的遗址，在米兰的古堡和佛寺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生活用具、兵器、文书、丝织品、佛教雕塑以及精美的壁画。之后，斯坦因继续东进，到古楼兰遗址进行过发掘，然后深入河西走廊，在古代的长城遗址内挖掘出大量的简牍。



    西域就像一座迷失千年的宝藏，挖开每层黄沙，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斯坦因来到敦煌，第一次见到敦煌的壁画，顿时被那无以伦比的美艳惊呆了。



    5月，是斯坦因中国科考最为辉煌的时刻。在敦煌的藏经洞里，斯坦因共挑选了完整无缺的经卷、文书、诗词等3000多卷，各种残片6000多卷，装满了24口箱子，此外还有满满的五个箱子，装着精美绢画等艺术珍品。16个月后，当这些绝世瑰宝被安置在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里时，英伦三岛乃至整个西方都震撼了。英国人用“前所未有的，考古学上的大发现”，来称誉斯坦因的伟大成就。



    在斯坦因走后半年，伯希和也来到敦煌。离开时，带走了29个装满着各种价值连城的书简、经卷、文书、绢画的大箱子。与斯坦因在挑选经卷时的费尽心思不同，精通汉学的伯希和，一眼看过就知道估价几何，因而在秘密运往巴黎的那29个箱子里，几乎件件都是精品。



    这是西域的一场浩劫，那却也是一个艺术的新疆正在被发现。那个时侯，西方、日本探险家蜂拥而至。经卷没了，还有佛像；雕像毁了，还有壁画；壁画粘不走的，就用刀割……

总之，在西域这个艺术的宝库里，他们都满载而归。曾在克孜尔石窟进行过挖掘活动的柯勒克说：“我们在那里热烈而高兴地进行挖掘，因为没有一天没有新的发现。”“我们到处都发现了完整的、未被劫掠过的庙宇，其中充满着最饶有兴趣的艺术上完美的壁画，而且又都属于早期的作品。”



    1909年8月，伯希和又一次来到北京，向直隶总督端方及罗振玉、王国维等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北京士大夫中学者，……见此赍来之珍品，无不惊者。”无以计数的艺术精品被外人所得，朝野之士“闻之扼腕”。但这时，西域这座宝库还极少被远在中原的国人所意识到。